沃興華：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博導、中國書法院研究員

　　梅墨生：中國國家畫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

　　蔡顯良：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副所長、廣東省書法院特聘研究員

　　書風分三階段

　　早期處傳統與帖學，中期碑帖融合，晚年漸臻化

　　吳昌碩為康有為刻有一枚共27字的著名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這枚印章足以概括康有為的一生。談及其書法藝術，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副所長蔡顯良指出，無論如何也繞不開康的書學代表作，亦是碑學史上的代表著作，即《廣藝舟雙楫》這本書。而根據目前最為流行的分法，康有為的書法創作大體可劃分為三階段，且其創作又與政治生涯密不可分。戊戌變法之前，是帖學時期，是第一階段；變法失敗后，羈旅海外的碑帖融合時期為第二階段；而歸國后晚年漸臻化境為第三階段。

　　根據這一指引，追根溯源，先回到其學書起點上。從《廣藝舟雙楫》中康有為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少年時期，康有為受祖父康贊修的影響，開始學習王羲之的《樂毅論》及歐陽詢、趙孟俯\的書法。19歲跟隨朱次琦學道德文章時，兼習書法，其間主要以宋拓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后改學歐陽詢子歐陽通的《通因法師碑》，并臨多位名家的碑帖，如裴休書《圭峰碑》(全稱《唐故圭峰定慧師傳法碑》)、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柳公權書《玄秘塔碑》及顏真卿書《顏家廟碑》。因此，從其自述中，蔡顯良分析，這主要是康有為受所處的時風浸染，年輕時在科舉取士的感召下，他的書法學習與同代年輕人一樣，主要是學當時“盛于嘉慶、道光之間”的歐體書法。而從所研究過的資料來看，康有為早年書法主要追隨時風學歐楷，兼學顏體及其他，早期的書法完全從傳統的，及帖學中來，并未見其他師法的取向。這是由當時嶺南地處偏僻所限制的客觀原因，沒有”佳本“可學，因此，未受碑風的影響。

　　而居京期間，康有為重新撿起篆、隸書。其篆書主要從《石鼓文》學起，尤其對鄧石如情有獨鐘，并由此悟到，“吾亦欲采鐘鼎體意入小篆中，則新理獨得矣。”而從現存的康極其少見的篆書題刻《素洞》和手跡《七檜園》來看，其用筆與結構，均明顯受到鄧石如的影響。不過，蔡顯良指出，盡管康非常推崇《靈廟碑陰》等碑的書法，但推崇與實踐畢竟是兩回事。用康有為自己的話來講，較易于理解。“我平時很愛好《石門銘》、《鄭文公》等，但我的字截然和這些字不同。然而，不能說，我和這些碑不發生血肉關系。可是，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我自信做到了這一步。你看我的字，能說是哪一家哪一派嗎？”(李任夫《聽康有為先生談書法》，刊于《文史精華》，1996年第7期)。對此，梅墨生分析，清代道咸以后的書法中人，多數持這樣一種態度：既難以掙脫帖學書法的秀潤韻味的吸引，又更加向往碑版摩崖書法的雄逸氣象的召喚。于是乎，人們紛紛嘗試著做以碑化帖，或以帖化碑、碑帖參合的努力，便是康這樣的崇碑派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難割難舍任何一方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