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西安事變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曾電令潘漢年轉告蔣介石，“在一致對日立場上，他們決不會造成割據及妨礙國防政策的，假如他們不對，我們當同蔣一道干涉他們。”（《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

　　同時，在西安事變中共產國際記者史沫特萊擅自公布了蔣介石與中共談判時的秘密承諾，宋子文就此事質問同樣為共產國際服務的宋慶齡，宋在寫給王明的信中說：“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干的。”由此可知，在中共和共產國際的心目中，楊虎城始終是個隨時可以犧牲的“外人”。

　　對此楊也心知肚明，當中共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楊就對中共黨員南漢宸說，“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并親自送蔣到南京，結果如何，現在差不多可以看出來了，回來希望不大，張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后，叫我怎樣對付蔣！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面說話。我現在不能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頁。）后來楊還向周恩來表示“愿意做你們政策犧牲品”。

　　此外，楊還對主戰的孔從周、李振西說：“看你們傻的！和平解決是共產黨的堅決主張。他們過去沒有機會敲中央的門，現在利用東北軍、十七路軍敲開了中央的大門，人家怎能再同我們一道反對中央呢？”（張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402頁。）由此可見，他對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也是有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