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這樣一個接管基本思路和對徐悲鴻的內部調查的基礎之上，我們不難揣測徐悲鴻的尷尬處境。盡管在政治家們的權衡中，在當時百廢待興的局面中，徐悲鴻以他的聲譽最終仍然保有其校長之尊，并先后被選為出席第一屆世界擁護和平大會的與會代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會，聲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但同時，他對學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學安排顯然已經失去了以往的權力——戴澤所說“在國立北平藝專可以說是最稱心的時候，也是很滿意的時候——他有權處理學校里面的事，他說了算”，就曲折地表達了這樣的含義，一句“對學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見了，曾表示愿為新的為人民的藝術努力，但并未真正解決提高與普及的問題”，是意味深長的，也是說明問題的，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過于解聘壽石工和強行調離宋步云了。
壽石工年長徐悲鴻十歲，寓居北平后，以書法、篆刻著稱，工詩詞，在北大、國立北平藝專講授詩詞及金石篆刻學。二人相識、結交于1928年底徐悲鴻第一次來北京做藝專校長期間，算是多年的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鴻曾于南京即將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準備工作的宋步云：“步云吾兄惠鑒：……壽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將來同仁，請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幫，覓臨時住處。壽石工先生住西安門外迤北黃城根十八號。”宋步云也的確按此“指示”請壽石工幫忙安排了徐悲鴻一行的住處。李松《宋公行止考補》認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壽為故交；徐在安排藝專教員時，壽是優先考慮人選之一；壽曾協助藝專復校事宜。正因有這樣一層關系，故在1947年10月國立北平藝專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的“三教授罷教”中，壽石工雖支持三教授、與徐悲鴻觀點有別，但沒有公開參與和議論此事，且事后仍在藝專任教，也依然與徐悲鴻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壽石工逝世時，壽夫人請徐悲鴻題墓石，并以所藏梁山舟著書墨為酬，等等。
從罷教事件后壽石工的“安然無恙”中，可見徐悲鴻對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對解聘壽石工，并非像軍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么簡單。但壽石工在藝術上為共產黨人所詬病的“保守”態度以及他所擔任的古典詩詞、金石篆刻等課程的被取締，使得他的去留問題并無太多懸念，對此，徐悲鴻肯定是無奈和不稱心的，但還不至于有很深的觸動，而宋步云的離去就性質完全不同了。
宋步云于1941年受聘于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1942年6月底在該系歡迎徐悲鴻南洋歸來的儀式上結識徐悲鴻，此后往來不斷并經常得到徐悲鴻在繪畫上的指導。1942年10月徐悲鴻籌辦中國美術學院，聘其為研究員。